我从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走来，从小就感受到旧中国近百 年的屈辱史。我同情劳苦大众，读小学时就喊：“打到日本帝国主义， 锄汉奸！”中学时代，因抗日战争，学校搬到乡下，还是经常跑“警 报”，重庆“53”“54”遭日本飞机轰炸的惨景，记忆深刻。当时我就对国民党政府极度不满，经常在日记中反映不满情绪，什么腐败、裙带风┄┄当时的国文老师告诫我，你拿鸡蛋碰石头，会吃亏的（当时学校有特务抓这种学生）。读高中时因送一位老师去延安，才知道那是中国抗日的中心。这时候常接近几个高年级的同学，听他们谈延安，谈政府的腐败等，有时还跟他们去参加秘密的会议，给我看“挺进报”（地下党办的），慢慢知道了“中美合作所”的“渣滓洞”“白公馆”的事。

1948 年 9 月，我从万县到重庆考入重庆女子师范学院。进校就 赶上“驱张”运动，张是国民党派来的院长张邦珍。虽然“驱张”成 功，另一位院长还是继承张的衣钵，我觉得学校的民主风气很浓，隐 隐约约的觉得有地下党在活动。谁是地下党不得而知，凭我的感觉， 我觉得那些品学兼优、肯帮助人的就是党员，就跟着他们上街游行， 反内战，反饥饿；大学生到重庆大学操场集合，反对内战，打倒四大 家族，唱“团结就是力量”的歌，全市大学生到警备司令部的长官公署静坐示威┄┄1949 年 4 月，重庆大中学生决定在4月21日那天举行全市大游行，就在 4 月 20 日晚上，学生会主席黄通玉（地下党员）在学生食堂的桌子上向全校同学宣布，由于国共谈判破裂，国民党一定会镇压学生，我们的游行改在校内。就在当天晚上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，解放全中国。

这次游行史称重庆的“4.21”运动。我与万县的地下党同学一直有联系，“4.21”后，贺辉（地下党员）发展我们在女师学院的朱占琼、贺启丽和我为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员(地下党外围组织)，受“陈叔叔”单线联系，“陈叔叔”经常来院与我们开会，带来书籍《大众哲学》、《论持久战》等，我们组织同学学习，为防止特务搜查，晚上就把书放在寝室的顶棚上。1949 年 9 月国民党撤退前搞大破坏，发生“92”火灾，烧了一大片菜园坝棚户区，我们学校开了一辆大卡车，带着救灾物资救济灾民。

接着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11.27”惨案，国民党反动派对关押在“渣滓洞”“白公馆”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实施大屠杀。紧接着解放军进军大西南，重庆解放了，我们在学校门口欢迎解放军，唱起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┄┄”的歌曲。

解放后我们转入学校团组织，直接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。 1950 年重庆成立大中学生暑期学园，集中在沙坪坝重庆大学，我被 调到重庆大学任南开中学的副队长，暑期学园结束后，被重庆市团委 调到北碚区团委工作。当时我们这一批青年人正是风华正茂，工作积极认真，那时我知道西南服务团来的书记丁克书是老党员，我向他表示了我想入党的愿望。因为我是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，他要求我要好好改掉个人主义，克服个人英雄主义，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要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从此，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尽量改掉自己的毛病，处处带头，不怕苦，不怕累，认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在抗美援朝中，我捐出了爹爹给我的唯一值钱的金戒指。经过一年的考核，在 1952 年我终于如愿以偿，成 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

入党后，我被调到区委宣传部，一年后与黄绍群同志结婚。那时我们的国家处在欣欣向荣的时期，哪知 1958 年我们赶上“反右”的最后一班车，黄绍群被划为“右派”，工资降五级，开除党籍，我工资降三级，留党察看。1972 年“改正错误”，我和黄绍群同志都恢复党籍，恢复工资级别。对过去受到的委屈，我无怨无悔，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是党教育培养了我。我要不忘初心，珍惜光阴，加倍努力工作。

入党 50 多年，比起老前辈特别是牺牲了的烈士们，我差得太远，我为党做的贡献还太少。现在90多岁了，住进了养老院，党和政府给我们离休干部提供了很好的生活条件，我们要永远感党恩、听党话、跟党走。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但我仍然要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，做好宣传和团结工作，与大家一起尽享党和国家给我们的快乐与安宁，一起分享祖国的繁荣富强，一起期盼党的事业更加辉煌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21.06.20写于深圳